“第三屆互聯網法律大會·檢察論壇”在杭州舉行,與會專家聚焦—— 

　　數字經濟時代網絡治理的檢察擔當 

　　　　 

　　2019年11月24日,“第三屆互聯網法律大會·檢察論壇”在浙江省杭州市成功舉辦。該論壇由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浙江大學、阿里巴巴、螞蟻金服集團主辦,國家檢察官學院浙江分院、杭州市余杭區人民檢察院承辦,匯聚了來自全國100余名法學專家、互聯網企業精英和司法實務工作者。論壇以“數字經濟時代的法律創新”為主題,圍繞互聯網空間社會治理的檢察實踐、互聯網經濟犯罪的法律問題與創新和互聯網技術下刑事證據制度三個板塊進行了深入交流和研討,并發布2019年度浙江省互聯網十大檢察案例。 

　　數字經濟發展與互聯網空間治理 

　　數字革命改變世界,數字經濟引領發展。2018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已超30萬億元,占GDP的1/3。與會代表指出,當前世界互聯網技術以驚人的速度突飛猛進,中國互聯網技術及應用在許多方面領跑全球,帶來持續的產業變革。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經濟是人類技術發展到當今時代的產物,這種新的生產力形態已經對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產生了顛覆式的改變,未來的變局還將更加波瀾壯闊。 

　　技術中立,用之在人。作為一把雙刃劍,數字技術運用在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同時,也被用之于攫取非法利益甚至違法犯罪活動。有代表指出,互聯網企業站在數字經濟創新發展的潮頭浪尖,要直面各種層出不窮的治理難題和網絡黑灰產的威脅,這些網絡黑灰產業擾亂了互聯網企業的正常經營,嚴重威脅著網絡空間的秩序和安全。有專家指出,互聯網已經成為非法集資宣傳的主要渠道、活動的主要領域,非法集資在形式上披上互聯網的外衣,行騙手段更加隱秘,給非法集資犯罪的司法認定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互聯網空間已日趨成為人類活動的“第二社會”,應屬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的社會治理重要領域之一。與會代表認為,互聯網空間治理應當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之中,推動在互聯網治理領域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共治大格局,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網絡空間治理共同體。要按照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提出的要求,建立健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落實互聯網企業信息管理主體責任,全面提高網絡治理能力。 

　　需加快司法轉型革新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 

　　數字經濟發展客觀上形成司法創新的“倒逼機制”,同時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與會代表普遍認為,新時代和任何時代不同,經濟社會格局在表現形態上處在推陳出新的持續加速狀態,雖然挑戰形勢十分嚴峻,但亦為法治創新提供了土壤,為開創“中國之治”提供了不可錯失的契機。與會專家指出,司法理論界和實務界都要實現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維的創新,加快推進數字經濟法治體系建設,有效破解數字經濟司法難題,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良法善治。還有專家認為,面對網絡犯罪新形態帶來的司法挑戰,司法機關尤其是檢察機關需調整和變革刑事訴訟的思維和方式、對策和策略。也有專家提出,司法機關不能過度“依賴”技術化,要從革新訴訟理念為起點,推動訴訟模式革新,在訴訟模式更新需要的框架下來運用職能技術。 

　　提升檢察機關參與互聯網法治治理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檢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有機組成部分,是我國制度優勢之一。與會專家普遍認為,作為憲法規定的國家法律監督機關,肩負習近平總書記委托的公共利益代表責任,檢察機關應當努力成為互聯網法治建設的重要力量,全面發揮獨特的優勢和作用。與會者達成共識,認為檢察機關應當持開放的、創新的理念,充分發揮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訴訟“四大檢察”職能,積極參與數字產業法律治理。觀點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1)運用前沿的、先進的數字技術,豐富檢察辦案方式、更新檢察監督模式,打造適應性的“智慧檢察”辦案模型。(2)積極參與確立嶄新的網絡治理規則,樹立檢察機關在互聯網權利義務分界、網絡治理規則確立、網絡違法犯罪責任確認中的主體地位。(3)加強實踐辦案經驗總結和提煉,提升檢察機關參與互聯網法治治理的系統性,把“碎片化治理”整合提升成為“綜合性治理”。(4)積極推動數字經濟法治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建設,培養互聯網檢察人才。 

　　(作者分別為國家檢察官學院浙江分院院長、教務長、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檢察官)

　　做數字經濟的法治守護者 

　　賈宇　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今年是互聯網誕生50周年,也是中國全功能接入國際互聯網25周年。25年來,我國數字技術突飛猛進,數字產業強勢崛起。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世界經濟數字化轉型是大勢所趨,新的工業革命將深刻重塑人類社會。我們既要鼓勵創新,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也要關注新技術應用帶來的風險挑戰,加強制度和法律體系建設。”數字經濟時代,傳統的法律理念、手段、制度、技術等面臨全面挑戰,很多法律規定、辦案模式已經不能適應時代要求,需要法律職業共同體與互聯網企業精英共同謀劃數字經濟時代法律創新的理念、制度與路徑。 

　　浙江是數字經濟強省。浙江檢察機關緊扣省委數字經濟“一號工程”,突出互聯網領域治理,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2016年我們開展網絡詐騙、P2P平臺、電子商務“涉網三領域”犯罪專項整治;2017年積極推動成立互聯網法治研究聯盟;2018年引入“互聯網法律大會·檢察論壇”,永久落戶杭州余杭夢棲小鎮。近年來我們辦理的“淘寶刷單”“撞庫打碼”等多個典型案件入選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性案例。今年9月,由杭州市拱墅區人民檢察院向杭州互聯網法院提起的通過互聯網銷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減肥膠囊案,是全國首例互聯網公益訴訟案。我們創新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大力推進網絡治理維穩,在網絡犯罪案件每年以30%以上增幅遞增的辦案壓力下,堅持寬嚴相濟、矛盾化解、訴源治理多管齊下,深入實施認罪認罰從寬處理制度,網絡犯罪不捕不訴率實現每年7個百分點以上遞增。這些探索突顯了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和社會公共利益代表,在數字經濟發展大局中的職責使命和角色擔當。新時代,浙江檢察機關將主動順應數字經濟發展大勢,充分發揮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四大檢察職能,堅定地做數字經濟的法治守護者、參與者和建設者,在推進互聯網法治治理上走在前列。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開辟了“中國之治”的新境界。《決定》對“建立健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加強和創新互聯網內容建設,全面提高網絡治理能力”作出專門部署。數字經濟的法治體系和法治能力現代化建設,是數字經濟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的“壓艙石”,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試煉場”。 

　　我們要敏銳把握和積極回應數字經濟發展的新動向、法治新需求,多維發力、相向而行,共同助力數字經濟循法而治、向善而治。站在司法理論和實務界共同的立足點上,一是要實現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維的創新。在數字經濟的法治供給側改革中,要在創新與規范、法治與自治中尋求最優平衡點,從扼殺型、被動型思維向防控型、前瞻型思維轉變,充分運用“留白”手法,既要防止“過寬”,又要防止“過嚴”,全面提升依法治理、協同治理的能力。二是要加快推進數字經濟法治體系建設,有效破解網絡黑灰產的法律規制、數據財產的確權、數據安全與個人信息保護等數字經濟司法難題。三是要加快構建與數字經濟法治體系相適應的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為數字經濟法治體系與法治能力現代化提供強有力的理論和智力支撐。

　　互聯網法治建設的一支重要力量 

　　王祺國　浙江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 

　　 

　　互聯網時代違法犯罪現象的客觀存在,要求作為刑事訴訟中上承偵查下啟審判和對刑事、民事、行政訴訟活動開展法律監督的檢察機關,應當在實踐和引導互聯網法治治理上更全面協調充分地發揮獨特的優勢和作用。檢察機關有責任、有能力成為互聯網法治建設的一支重要力量。 

　　網絡犯罪和犯罪網絡化已經成為打擊和防范新型犯罪的主要矛盾,特別是網絡非法集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等詐騙犯罪異常猖獗,這些新型犯罪隨著我們國家的互聯網產業迅速發展而不斷涌現。從實踐看,新型犯罪形態的組織形式、主觀故意、證據鏈條、作案手段、受害人和危害后果的精準確定等從內涵上、模式上給司法機關帶來嚴峻考驗。司法機關對網絡犯罪從管轄、調查取證、事實認定、定性處理、追贓挽損到正確適用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要取得化解矛盾、釋法說理、維護穩定的良好辦案效果,以及有效做到治理網絡犯罪的后半篇文章等,都需從整體上調整和變革刑事訴訟的思維和方式、對策和策略。 

　　檢察機關應當持開放、創新的理念和方式為互聯網事業、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法治環境,積極全面履行職能、參與數字產業法律治理,特別是依法嚴厲打擊當下各種不斷涌現的新形態的網絡犯罪。應當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形勢下,充分發揮“四大檢察”職能,全面參與互聯網法治體系與法治能力現代化建設。與此同時,既全面主動履行好職責使命,又嚴格守住權力邊界,保持檢察司法的謙抑性,防止“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把握不妥而對數字經濟發展造成遏制態勢,挫傷互聯網企業的創新活力。

　　阻斷網絡黑灰產犯罪 

　　余偉民　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 

　　 

　　當前,世界互聯網技術以驚人的速度突飛猛進,中國互聯網技術及應用在許多方面領跑全球,帶來持續的產業變革。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經濟是人類技術發展到當今時代的產物,這種新的生產力形態已經對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產生了顛覆式的改變,而且這種改變才剛剛開始。隨著網民人數的不斷增加,互聯網已經深入到人們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 

　　對互聯網企業來說,這既是千載難逢的機遇,也給數字經濟時代的社會治理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互聯網企業站在數字經濟創新發展的潮頭浪尖,直面各種層出不窮的治理難題和網絡黑灰產的威脅,這些網絡黑灰產業威脅著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而且手段變化日新月異,嚴重威脅著網絡空間的秩序和安全。據國際有關權威機構的統計,互聯網黑灰產每年在全球范圍內都造成驚人的經濟損失,并且預測,到2021年互聯網黑灰產給全球造成的損失將高達6萬億美元。近年來,國內因互聯網犯罪導致巨額經濟損失的案件也逐年增多,需要我們不斷加大對網絡黑灰產最新趨勢和發展的研究,力爭在黑灰產起步階段阻斷犯罪,阻止危害后果的發生,提升治理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黨的十九大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十九屆四中全會又進一步提出,必須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互聯網司法的創新實踐,回應了數字經濟時代的司法需求,有力地打擊了網絡犯罪,保障了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在互聯網空間法律治理中,互聯網企業應該肩負社會責任,積極參與其中,為中國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

　　要重視網絡謠言治理 

　　盧建平　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 

　　 

　　隨著信息網絡技術的普及,注意力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悄然崛起。所謂注意力經濟,是指最大限度地吸引用戶或消費者的注意力,通過培養潛在的消費群體,以期獲得最大的未來商業利益的經濟模式。在這種經濟狀態中,最重要的資源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貨幣資本,也不是信息本身,而是大眾的注意力。注意力經濟形成的新業態,沖擊著傳統商標、品牌,挑戰現有經濟秩序和競爭規則。 

　　這種以主觀評價為主的經濟形態大放異彩的同時,網絡謠言作為一種新型的不正當競爭手段也如期而至。由其主觀屬性決定,注意力經濟是異常脆弱的,極易受攻擊。企業的良好口碑、商譽往往會被網絡謠言毀于一旦;消費者對于某個品牌或商品的注意力也極易轉移或被分散。 

　　利用網絡謠言進行不正當競爭的事例類型有利用搜索引擎競價排名機制從事不正當競爭行為,利用微信、微博等自媒體從事不正當競爭行為,或利用第三方交易平臺從事不正當競爭行為。這些行為不僅損害相關企業的商譽、商品信譽,破壞市場秩序和競爭規則,而且危及信息經濟或注意力經濟的基礎即信息的真實性、可靠性,嚴重的甚至危及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 

　　注意力經濟時代,如何保障企業合法權益,如何規范競爭,關系重大。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要求,建立健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加強和創新互聯網內容建設,落實互聯網企業信息管理主體責任,全面提高網絡治理能力,營造清朗的網絡空間。各級司法機關要根據中央的要求,聚焦注意力經濟時代作為不正當競爭手段的網絡謠言,綜合運用民事、行政、刑事法律,綜合德治法治和技術治理,以有效遏制網絡謠言的蔓延勢頭,實現信息經濟或注意力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檢察機關在智能社會治理中的作用 

　　林維　中國社科院大學副校長、教授 

　　　　 

　　智能時代的檢察工作要加強在檢察工作的智能技術應用,推動檢察工作體系和檢察能力現代化,充分運用技術手段助力公正司法。 

　　當下,信息技術和司法程序緊密集成整合,司法運行機制和工作模式越來越電子化、網絡化、智能化,檢察機關要以此為契機,緊密跟蹤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大力開展智慧檢察建設,對檢察工作流程進行科學合理的變革和重塑,迅速提升檢察工作水平。不過,如果過多地、始終地強調司法運行模式中的信息技術的運用,簡單地討論一系列技術在司法過程中的應用,而不強調司法技術所帶來的訴訟模式的演變、訴訟理念的革新,就可能使得所謂的智能治理過度技術化。因此,檢察機關不僅僅要成為智能技術的司法運用平臺,也應該成為智能訴訟觀念的變革平臺。同時,必須要高度重視檢察機關在智能社會法律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要同時成為智能社會法律權利確認的平臺,為實現網絡法治貢獻中國的檢察方案。 

　　未來線下線上的生活和行為在更大程度上將得到融合,各類法律行為的線上線下界限也將更為模糊,各類案件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涉互聯網因素,檢察機關應當首先在理念上具備普遍的互聯網思維,要對互聯網技術所引發的案件的新情況新特征具備充分認知和提前預判。檢察機關應當對互聯網案件所涉及問題的法律政策進行深入討論、論證、確定,突出重點,堅持改革創新,對其中網絡犯罪、數據、個人信息、網絡平臺治理、人工智能知識產權等法律問題進行優先研究,實現網絡檢察監督規范化、常態化、體系化。在此過程中,要特別注意充分運用互聯網案件刑事訴訟的主導性,認真發揮民事行政案件監督的精準性,穩妥、合理地運用互聯網公益訴訟,定期發布互聯網檢察指導性案件,樹立檢察機關在互聯網權利義務界分、網絡治理規則確立、網絡違法犯罪責任確認中的主體地位。

　　“執法如山”與“執法如水” 

　　陳忠林　重慶大學教授 

　　　　 

　　隨著網絡全方位、深層次滲透現代經濟社會各領域,網絡犯罪也日益成為現代社會的嚴重威脅。為應對這一嚴峻挑戰,刑事司法不僅需要隨之調試改變,更重要的是還應該將司法理念的重點從追求法律的形式正義、強調維護法律權威為目標導向的“執法如山”,轉化到重視法律背后的情理性、以人民群眾感受到公平公正為目標導向的“執法如水”上來。必須強調的是:新時代法律的權威不是依賴于懲罰手段,而是來自于民心所向。因此“執法如水”不僅不會損害法律的權威,而是會從根本上、深層次提高法律的權威。 

　　“執法如水”第一個層面的要求是嚴格依照法律規定理解法律的內容。這意味著必須用全面、科學、系統的思路來理解法律。刑法不是一個個孤立的條文,而是由憲法、刑法原則、總則、分則和相關法律規范,根據一定效力等級有機聯結而成的整體,每一條適用于具體案件事實的刑法規定,都必須根據這個規定在整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和案件事實來決定其具體含義。網絡犯罪看似與傳統犯罪差異巨大,但從系統角度出發,必能找到規范之矩。 

　　“執法如水”第二個層面的要求是抓住法律本質,堅持人民中心。什么是我國刑法的本質?根據憲法、立法法等法律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和“法律反映人民的意志”等明文規定,我們的刑法當然應當是人民意志的反映,我們當然以人民的意志作為理解和適用法律的根本指導和最終標準。所謂人民意志,作為評判、指引人民行為規范的,通常就是公認、通行的常識、常理、常情等方面的經驗形態。而我們的刑法則應當是上述內容的具體化、規則化、制度化。嚴格依照法律理解適用法律,當然就意味著必須以常識常理常情正確理解刑法規范的基礎、指導、靈魂和判斷我們對法律的理解是否正確的標準。

　　在鼓勵創新與懲治犯罪中尋找平衡點 

　　王新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自2010年以來,互聯網已經成為非法集資宣傳的主要渠道、活動的主要領域。非法集資在形式上披上互聯網的外衣,行騙手段更加隱秘、作案手段更加狡猾,這也給非法集資犯罪的司法認定帶來了一定的困難。但是,司法解釋所確定的關于此類犯罪的本質特征沒有改變。也就是說,互聯網金融沒有改變金融的本質,互聯網金融犯罪也沒有改變金融犯罪認定核心標準和要求。 

　　非法集資現在非常猖獗,作為一個涉眾型經濟犯罪,給社會帶來巨大維穩壓力。所以,在處理互聯網非法集資案的時候,除了要關注案件法律適用之外,還需要注意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要做到“三個效果”的辯證統一。在保護民營企業這個大背景當中,要防止非法集資罪不斷被擴大適用的沖動,正確區分好正當融資和非法集資兩者之間的關系和界限——這個罪與非罪的標準始終是未曾改變過的。所以關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成立,需要嚴格從四個特性構成方面來確定、抓住其要件。同時需要注意,就算是形式方面具備了四個特性,還需要在后端查明吸收的資金是否用于生產經營、是否能夠及時清退。如果同時具備這兩個條件,檢察機關是可以不起訴的。我們應該在后端開一個出罪口,防止一旦形式上構成就一律予以打擊,導致打擊面擴大問題。 

　　最高人民檢察院為指導全國打擊非法集資的司法適用統一,2018年出臺的第十批指導性案例專門把周輝集資詐騙案納入其中,明確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與集資詐騙犯罪之間的界限——是否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同時,還進一步明確了打擊非法集資在四個方面需要關注的焦點,把打擊非法集資犯罪和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緊密地聯系起來。這也再次說明,我們需要在鼓勵企業創新、維護社會穩定和打擊非吸犯罪中找到更為穩妥的平衡點。

責編：hxq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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